（原标题：养狗伤人入刑？狗主赔多少？我们看了上百份裁判文书发现……）

近日，四川崇州发生一起罗威纳犬撕咬2岁女童事件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根据最新通报，伤人犬只主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在以往犬只伤人事件中，一般是如何裁判的？

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05件犬只伤人案件发现，被咬伤者多在50岁以上，发生纠纷之时以民事赔偿为主，赔偿金额多在1万至5万元，涉事狗主较少会面临刑事处罚。针对犬只伤人入刑的热议，从2013年至今，已有多位人大代表提过相关议案或建议。

狗咬伤了哪些人？

一半在50岁以上

在本次犬只伤人事件中，被咬伤的是一名2岁女童。哪些人群更容易受到犬只攻击呢？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以“饲养动物损害责任”“狗”“犬只”等为搜索关键词，共检索到超1300份判决文书，选取搜索前列的105件案件进行统计。

梳理发现，相关案件中犬伤者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，比例达到一半，多在51-60岁年龄段，占比近26%。相比之下，10岁以下儿童被咬伤的比例为10.48%。

伤势方面，统计数据显示，105位犬伤者中，咬伤、骨折现象较为普遍，出现死亡的案例有3例。

譬如，2021年6月28日，65岁的徐某被潘某饲养的藏獒犬扑倒咬伤，经医院诊断，徐某全身多处狗咬伤、右踝关节开放骨折伴脱位，鉴定结果为十级伤残。

2020年4月27日，李某被许某饲养的狗咬伤右下肢，导致严重并发症及继发感染，持续治疗三个月未果，于当年7月底死亡。

狗伤人案件以民事赔偿为主

最高一笔近34万元

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，饲养动物侵权一般适用无过错责任，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在四川崇州犬只伤人事件中，多位律师均分析道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恶犬主人违规饲养猎犬，并未牵绳导致伤人事件发生，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如果这名女童伤势最终被鉴定为重伤，犬主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过失致人重伤罪，最高可以处3年有期徒刑；过失致人死亡罪，最高是可以处7年有期徒刑。

统计发现，在105件犬只伤人纠纷案例中，涉事狗主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没有面临刑事处罚。譬如，2020年1月，张某6岁的女儿在自家门前玩耍时，姜某和王某饲养的一条土狗突然追赶、撕咬女童，致使女童创伤性休克死亡。法院认为，姜某和王某饲养的土狗体型较大，且放任该犬自由行动，未对其采取安全措施，应依法承担全部责任。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人赔偿原告张某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多项损失共计30万元，并未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具体到赔偿金额，最高一笔达到34万元，最低金额仅为500元；支付范围在1万-5万元的最多，将近三成；其次是1000-5000元，占20.95%；赔偿金额超10万元的有一成左右。

例如在前述案例中，经医院诊断，徐某全身多处狗咬伤、右踝关节开放骨折伴脱位，经鉴定右踝关节骨折脱位功能部分丧失构成十级伤残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潘某违反养犬管理规定，饲养禁养的烈性犬，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。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潘某赔偿原告徐某医疗费、残疾赔偿金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多项损失共计近34万元。

多位代表呼吁狗伤人入刑

仅2例判刑

自四川崇州犬只伤人事件发生以来，呼吁“犬只伤人入刑”的网络声音越来越大。据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不完全统计，从2013年至今，有多位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或省两会期间带来相关建议。

2023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建议，将犬只伤人的刑事责任写入刑法修正案，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，进一步完善犬只伤人案件中的追责问题。

而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，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张杰提交了《关于饲养宠物危害人身安全入刑的建议》，他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应尽快开展“饲养宠物危害人身安全”纳入《刑法》的规划及修改，以遏制凶猛宠物侵害人身权的行为。

追溯到十年前，时任福建省人大代表陈展弘提交关于出台《福建省文明养犬条例》的议案。他认为，应在刑法单独设立罪名，像对飙车或醉酒驾驶单独设立危险驾驶罪一样，设立非法饲养烈性犬危害公共安全罪，来破解这个顽疾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犬主因养狗过失造成严重后果被判刑责，已有少量判例。据川观新闻，2022年7月某日，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李某家中饲养的3只烈性犬只，因疏于管理跑出自家加工厂外后，将路过的邻居咬伤致死。今年5月，林甸县法院依法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饲养人李某的刑事责任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宣告缓刑三年。2016年12月份以来，湖南省祁阳县胡某某所养的两条大狗先后咬伤蒋某、文某、唐某等人。2017年8月，两条狗又将曾某咬伤，鉴定为重伤二级。2018年3月，祁阳县法院认为胡某某构成了以过失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

从当前来看，不少律师认为，犬只伤人事件已可通过现有《刑法》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进行规范，但在实践中，对此类事件的认定以及界定并不明确，导致难以追究饲养管理者的刑事责任，因此确实可以通过立法完善行政、刑事（责任）方面的规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