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琳是Z180次列车的列车长。
8月4日13时，澎湃新闻拨通金琳的电话后，传来带有浓重鼻音的问候，并伴随着阵阵咳嗽。金琳说，8月3日凌晨，Z180次列车最后一批旅客抵京后，她心里长舒了一口气，而自己入住北京西站公寓后 ，便开始发烧。“可能是之前被困的时候我们都绷着一股劲儿。放松下来，我就病倒了。”
7月30日12时许，Z180次列车行至宣化至北京区间，金琳接到上级通知：受京津冀地区特大暴雨影响，安家庄站至斜河涧站间的铁路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，Z180次列车须停在安家庄站避险，开车时间待定。那时，Z180次列车的913名旅客和42名铁路工作人员还不知道，他们将经历四天三夜的艰难脱困之行。
在这四天三夜里，金琳等42名列车工作人员安抚旅客情绪，调取救援物资，安排旅客转移，联络救援力量……他们与旅客彼此鼓励，团结一致，最终渡过难关。
乘客们转移途中。
为了让乘客安心，能够识别工作人员并随时求助，列车组成员一直穿着制服，淋了雨后的衣服湿漉漉的，甚至长出了霉点。在终于安全抵达后，金琳换上了便服，她发现，有不少人仍然认出了她。
以下是金琳的自述：
“石头滚到了车厢门口”
7月28日19点15分，Z180次列车从乌鲁木齐站出发，预计在7月30日早上10时许到达北京西站。列车正常运行至7月30日早晨6点多，顺利到达张家口站。然而，此时车站通知我们，由于北京遭遇暴雨，列车必须在张家口滞留两个小时。接着，我们抵达宣化站，旅客正常上下车后，列车再次启程，预计在12点左右到达安家庄站。但是，行驶期间我们接到了停轮通知，开车时间待定。
随着列车停轮在安家庄站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一些乘客开始出现不满。他们的不满情绪主要源于原定的计划受到影响，例如行程变更、预订酒店的房价问题、火车票退改签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乘务人员需要不断解释和安抚乘客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，只能不停地与他们交流、耐心地回答问题。对于一些想要自行下车离开的乘客，我们竭力劝阻。
虽然我们跟现场的旅客互不相识，但是我们把他们当成朋友、亲人一样：我不会让我的亲人、朋友去以身涉险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去以身涉险。
在列车停轮期间，我们启动了防洪的应急预案。根据预案，当列车停轮时间达到4个小时以上时，我们需要使用车上储备的防洪物资，例如防洪餐料。
我召集了列车的三乘人员，包括乘务、乘警、乘检，分配各自的任务。乘警同志负责维护车厢内的治安秩序，而乘检则负责检查车厢内设备、设施以及门窗等的安全状况。我们的乘务人员则要确保车厢内的各项服务工作和卫生清扫，同时安抚旅客的情绪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与上级取得联系，获得指令，并向旅客解释有关车票退改签等问题。
列车在宣化开车时，还只是阴天细雨，但到了安家庄站后，雨越来越大。我和同事都在乌鲁木齐生活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，一些乘务员说，这个雨就像从天上泼下来的一样。
水从山上冲下来。
停在安家庄站的第二天，肉眼可见的泥石流从山上冲下来，有石头滚到了硬座车厢的门口。因此，车站通知我们将机车往后倒退200-300米，以确保安全。
除此以外，停靠在安家庄站时，我们注意到旁边的河流异常湍急，当时水位还在河堤的中间。再等到第二天，水位可能会上涨到河堤高度。
铁轨边的落石。
对于突发情况，我和我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害怕和紧张。我从2001年开始从事铁路工作，担任乘务员，2013年3月1日开始正式担任列车长，被分到北京2队。在工作的22年中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
我作为列车长，遇上这样的突发情况，即使害怕，也告诉自己必须保持冷静和镇定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害怕了，我的工作人员会感到恐慌，乘客也会感到不安。我要发挥带头作用，鼓励团队临危不惧。我们穿着这身铁路制服，肩负着责任和使命，要全力以赴保障乘客的安全。
7月31日早上10时左右，泥石流从山上滚下来，导致电网和通讯设施被冲毁，使得手机没有了信号。约12点半左右，我们通过列车上的座机电话接到上级指示，要在半小时内将乘客转移到附近村子的制高点。当时听到这个指示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内心十分混乱，因为之前只有演练经验，从未面对过实际情况。但是不能让恐慌影响我们的判断，我们必须保持冷静。
我和工作人员商量后，决定先向乘客宣传要转移的可能性，让他们稍安勿躁，等待通知。我们告诉他们，如果真的要转移，只带贵重物品和必需品，不要带大件行李，以免影响转移速度。引领乘客下车时，我们采取开启两个门的方式：一个是二号车厢门，一个是十号车厢的门。九号车厢及其前面车厢的旅客依次往前推进从二号车厢下车，十七号车厢及其前面车厢的乘客依次往前推，从十号车厢向下。
我安排一名乘警在车上维持秩序，另一名乘警在站台上维持秩序，让旅客有序下车。当时雨下得很大。按照老人、孩子、女性旅客、男性旅客顺序下车后，为了尽量帮助旅客挡雨，我们将车上仅存的垃圾袋全部发给了旅客，尽管效果有限，但也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准备。
列车组和乘客披着垃圾袋转移。
在前往安家村的5公里路程中，我们是顺着铁轨走的。由于铁轨旁边有硌脚的大石头，我们选择在轨枕上走。这样走非常辛苦，一直看着相似的轨枕，有时候会有些晕眩。我们还要顾及老人和小孩，所以小心翼翼地一步一脚地在轨枕上迈着步子。
在半个小时内，我们成功地将913名旅客安全转移到了车站，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陆续走到了安家村。
“你们需要物资吗，不要钱”
列车刚停在安家庄站时，我们曾启动防洪餐料来保障旅客的饮食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防洪餐料逐渐不够，我们需要请求当地车站或政府部门的帮助和协调。于是我联系了安家庄站的孙站长，并得到了他的帮助。7月30日14时许，他调取来了第一批物资，包括方便面、火腿肠和矿泉水等，这些物资是从村子里取来的。由于当时村子受损且人员较少，村民大部分外出打工，所以商店里的物资也很有限。当时我、添乘干部邵颜婷，另外一名列车长，还有餐车的两名男性主任和炊事员，共计5人冒雨前去取回这批物资。
但这些物资很少，仅够供应一顿饭。7月30日18时我继续向车站请求帮助，再次联系了孙站长。他答应帮我们调取物资，他需要到邻村获取。我一直等待电话，直到23点30分左右孙站长才联系我。他表示物资已调取，但数量仍然有限。这次调取的物资包括挂面、鸡蛋、方便面、火腿肠，以及一些蔬菜如土豆、西红柿、黄瓜等，还有油、盐、味精等调辅料。
由于人员众多，我们每天只能简单做饭，如粥、鸡蛋面、蒸面等，尽力保障每个旅客都能吃上一口热饭。在分配物资时，我们优先考虑照顾孩子和老人，以及一些孕妇和身体有残疾的孩子，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帮助。
后来转移，我们工作人员背上了车上的药箱，里面装有一些常规药物。当有旅客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便免费提供给他们。乘务员们自己也会带一些必备的药品，比如感冒药等，当有旅客需要时，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药品。
在旅客中，有很多人是去北京看病的。一些老人有基础疾病，比如高血压或者糖尿病，他们需要一些特定的药物。但是我们团队成员都比较年轻，没有这些药物，我们便挨家挨户去问村民是否有这些药。
如果实在没有找到，我们就向站长求助。孙站长真的非常好心，无论有什么需求，他总是全力以赴满足我们，着急的时候，他便安排村里的司机开皮卡车去邻村请医务室的医生来给旅客看病。
转移到安家村时，我们提前跟村长取得了联系，村长在村口接待了我们。然而，到达村子后，我们面临了更多困难，因为村庄遭受了洪水侵袭，房屋旁边的水渠中都是湍急的洪水，路上也充满了泥巴和积水，而且没有电、水、通讯信号。
村长为我们提供了三个地方供旅客入住：大礼堂、红色教育基地和村委会的二楼会议室。我们先将女性、老人和孩子组织到大礼堂，男性旅客则安排在附近只有屋顶的一个平台，有孩子的家庭旅客则被安置在村委会的二楼会议室。
然而，大礼堂的空间并不够大，许多旅客都站在外面。我们立即与站长和村长沟通，站长的一位朋友提供了一处自建民宿，可供大约90名老人和孩子入住。那位大哥说，“只要开了门的房间，里面的床可以随便睡，冰箱里面的吃的可以随便吃，水可以随便喝！”
列车组成员背着孩子徒步。
旅客中间还有一个参加“超级演说家”活动的团队，孩子们年龄从6岁到12岁不等，40名孩子，7名老师。由于他们不能分开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寻找住宿地点，十分焦急。幸运的是，遇到了一支工程队，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房间腾一部分出来，让他们能够安心休息。
对于零散旅客，我们的乘务员分散下去挨家挨户询问村民家里能否容纳旅客。敲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们也怕对方拒绝。但是没有一个村民拒绝我们的请求，全部都是：“我们家能住，你带来吧！”
有一个饭馆的采购员，他也由于线路中断停在这个安家村。有一次我们商讨的时候，他一直站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。我们的干部就问他，你怎么不去避雨。他便开口问我们需不需要物资。“你有物资吗？”“我有。”“你有多少我们就要多少，等通讯开了，你给我列个单子，我高价买你这一面包车的物资。”但是他说不用，并表示如果给钱，他就不提供这车物资。他说，他老板之前也是当兵的，如果老板在现场，也一定不会要这个钱。
打开他的面包车以后，我们的干部说了一句话，“你来拯救我们来了！”面包车里头什么都有，大桶的矿泉水就有15桶，还有面、米等，光鸡蛋就有三大筐，将近七八十公斤，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
这些鸡蛋保证了我们滞留的前2天老人和孩子的蛋白质摄入。在我们煮鸡蛋的时候，村民们也帮助了我们很多。我们一说要煮鸡蛋，村民们就说，“来吧！在我们家煮吧！”
入住安家村后，我们在旅客中组建了一个应急小分队来帮助处理旅客的需求。很多年轻的小伙子自发加入，主动提供帮助，表示愿意做饭、搬运物资等等。
“最后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”
在通知全体乘客转移到安家村时，旅客问我们是否会与他们一起离开，得到我们的肯定回答后，他们表示，这样他们就不担心了。将旅客在安家村安置后，我将我们的乘务员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确保所有地方都有人照顾旅客。分散后我们用对讲机进行沟通，乘务员们都是随叫随到。
休息的时候，我们有人铺了个纸壳子席地而坐，一坐一晚上；有的在板凳上一坐一晚上；有的在皮卡车的车座里坐一晚上。我看见一些乘务员披着垃圾袋就坐在那儿，都能睡着。
那几天我们的制服也一直穿着，因为旅客看到我们穿着制服会感到安心，觉得我们始终与他们在一起，共同面对困境。即使前面几天下雨，制服在身上湿漉漉的，我们也没有脱掉，就这样穿了5天，后来下山的时候制服都臭了，有的都已经发霉了。
雨淋湿制服后，乘务员依然坚持穿着。
失联后，外面的人们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危。后来来了一支搜救队，我们开始与外界取得了联系。8月1日中午，武警官兵空投了一次物资，在这次空投物资里有两部卫星电话，让我们与外界可以联系。8月2日凌晨，北京局集团公司三个单位的干部职工连同维修人员，约100人，四五点就从北京出发，一直到8月2日的上午10点钟左右，把物资送到了安家村。同时飞机又过来空投了一次物资，有矿泉水，面包等，供我们后续撤离行走的路程当中使用。
同时武警官兵和消防官兵也到来了，约有四五百人，分了三批次把我们带走。第一批次是12点半出发的，是47人的“超级演说家”团队。第二批是14点多出发，武警和消防官兵带走了将近400名旅客，他们大多是年轻一点的。最后是一些特殊重点旅客，即“老弱病残孕”的旅客，大家16点半撤出村子，一共是183名旅客和42名工作人员。我们跟武警官兵一起徒步，沿着铁路走了15公里，将近5个小时，到达了接送站点。
别看走了这么久，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愉悦，走得也很快，很有劲儿。孕妇，受伤的老人和走不动路的老人，都是由解放军战士六人为一组用担架抬出去的。
8月2日23点46分，我们坐转运车到了斜河涧站，那里有专门接我们的列车，然后我们再从斜河涧站坐到了北京丰台，那时是第二天的2点15分了。北京丰台站安排大巴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西站的公寓，那时是凌晨三点半左右。
离开安家村的时候，由于衣服湿的都不行了，我们就换上了自己的睡衣。到斜河涧站，我们被安排到8号和9号供工作人员使用的车厢。当我们通过旅客车厢的时候，有一些爷爷和奶奶就拉着我们的手说，“啊，你是车长”“你是那个管我们那个片区的列车员”，把我们都认出来了。
到达丰台站以后，我们长舒一口气。我们已经把旅客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。说明我们路上付出的再多、再辛苦，或者是有再多的委屈都是值得的。
到后面大家互帮互助已经很熟络了，没有了在车上的那种“我是旅客，你是工作人员”的疏离感。在站台上，有的旅客挥手跟我们再见，有的旅客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并表达感谢。到最后大家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有一些小朋友到家了以后，给我们发信息报平安，还会问“姐姐，你们还好吗”“你们到了吗”，暖心又安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