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人结婚,全家举债!有人出28万元彩礼却被出38万元的“截胡”!有县城男方娶妻成本或上百万元

社会热点2024-05-11 20:15:00未知

一人结婚,全家举债!有人出28万元彩礼却被出38万元的“截胡”!有县城男方娶妻成本或上百万元

近年来,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。

记者调研发现,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,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。

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,不但违背了礼俗本义,物化了人格与爱情,而且加剧了婚姻焦虑,引发“恐婚”“不婚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
图为路边经过的情侣(视频截图)

既怕儿子不结婚,又怕结婚娶不起

32岁的刘辉(化名)因为彩礼“没谈拢”去年刚告别一段感情。在辽宁沈阳市长白劳务市场,穿一身迷彩服的刘辉掰着手指给记者算账:彩礼15万元,县里的房子和车首付还得30万元,女方还想和他一起置办个铺面,这对他来说实在有些困难。

在刘辉的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,10年间结婚彩礼从5万至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。刘辉说,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配是一套房子、一辆车还有四金(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手链、金项链)。“有人家为娶媳妇欠了饥荒,一人结婚,全家举债。”刘辉说。

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历时一年,调研全国14省份33个县的一手案例发现,全国彩礼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上涨,2021年彩礼平均数约为14万元

狂飙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的其中一项。除彩礼外,一些地区的男方家庭还需面对约5~10项的婚俗支出。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,除彩礼18.8万元外,还需支付改口费、盖头费、三金、酒席、拍婚纱照等费用。如果加上城区的房子和汽车,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。

课题组研究员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说,在一些地区,还出现男方家庭越穷负担越重的现象。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条件不好,会要求更高的彩礼,作为婚后夫妻经营生活的成本,以此保持婚姻的稳定性。

结婚高成本给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带来压力。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,产业少土地贫瘠,人均年收入在1.5万元上下。54岁的陈大姐养了10余头猪还磨豆腐,一年收入3万多元。“能挣一点是一点,儿子也快奔30了,现在既怕儿子不结婚,又怕结婚娶不起。”陈大姐说。

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

城镇化、攀比心理、男女比例失衡,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。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,社会心理的复杂化、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,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。

调研组发现,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,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,依靠父辈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,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,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,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“一步到位”。

与此同时,高彩礼也是许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现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。出生在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记者,原本女方不要彩礼,临结婚前又提出增加20万元的彩礼,“因为我家全款在郑州买房未加女方名字,她的父母怕女儿吃亏”。

在江西、福建、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,出生性别比失衡,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,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,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。


江西省某婚礼上的豪华大轿(资料图)

东北地区一个村支书告诉记者,留在村子里的10余个年轻男性一半是光棍,平时几乎见不着适龄女孩。在江西省鹰潭市,2021年一位出价28.8万元彩礼的男性被另一位出价38.8万元彩礼的男性截胡,最终相亲失败。

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心说,彩礼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习俗,很难通过单一政策改变。许多农民一面苦于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,另一面又乐于遵循传统,把索要或给付彩礼当成一种人生任

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

当前多地将彩礼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,但取得实效尚需时日。辽宁省昌图县河信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友说,许多家庭的彩礼是私下商议,村委会很难掌握,即便了解也很难有合适的身份去干预,只能进行宣传和引导。

近年来,一些地方尝试给彩礼设置红线,比如山东巨野县出台文件移风易俗,提倡彩礼不超6万元。受访基层干部告诉记者,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的风气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婚俗名目繁多,一些农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,也可能通过增加改口费等婚俗索要金钱,婚姻综合成本并没有降低。

高价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,折射出社会的婚姻成本焦虑。要想遏制不断上涨的婚俗成本,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。

“关于彩礼的新风尚,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不够理想。”齐心说,一提到彩礼,许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谈。应该加大对低彩礼、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,并适时开展全国性的婚俗新风宣教活动,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强大舆论氛围。

长期在农村解决矛盾纠纷的赵国友告诉记者,高彩礼常常给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隐患,许多家庭在离婚时因为彩礼问题闹上法庭。赵国友建议多宣传这种反面案例,提供负面警示。

王德福表示,当前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还是呈点状分布,应该将一些地区良好的政策和经验进行总结,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。一些重点省份还应该专项开展高价彩礼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,将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纳入文明城市、文明村镇的负面清单,增强各级党委政府治理责任,形成多层次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网络。

需要发挥法治的力量

专家还指出,解决难题需要发挥法治的力量。

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告诉记者,民法典为乡村青年婚配行为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。当现有道德规范不能发挥约束作用时,法律能够起到最后的屏障作用。例如,民法典明确规定“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”,对于高额彩礼问题就具有遏制作用。“应加大法治宣传力度,让民法典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,让更多的农村青年了解和认识民法典的内容,并自觉以法律要求和导向规范婚姻行为”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于2024年2月1日正式施行,开篇便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,同时对彩礼的认定、返还规则、诉讼主体等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。在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部主任方洁看来,该司法解释传递出理性看待彩礼、弘扬健康婚俗的法治精神,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,今后还可以将乡村青年婚配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细化,在立法中预防化解冲突,实现乡村婚姻家庭领域之良法善治。


近年来多地陆续出台倡议,反对天价彩礼,倡导婚姻自由,图为婚礼现场的布置(视频截图)

专家提出,乡村“法律明白人”是活跃在群众中的法治人才队伍,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服务广大基层群众,是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,也应当在建设良性、健康婚俗中发挥积极作用。“作为群众中的‘法律明白人’,应该学习好婚姻相关法律法规,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”方洁说,可以通过文娱表演、村民集会等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,对法律规定、典型案例进行宣传,弘扬文明节俭的现代婚俗;参与村民矛盾排查化解工作,结合村民实际情况化解婚姻矛盾;在处理纠纷过程中鼓励群众切身参与,让更多群众感受到抵制高额彩礼的合理性。

方洁说,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应当以当地习俗为基础、法律法规为依据,推动村规民约完善,实现高额彩礼到低彩礼的逐步转变。而一旦出现因彩礼引发重大纠纷甚至刑事案件,则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寻求法律帮助,引导当事人寻求法律途径依法解决问题。

编辑|段炼 杜恒峰 杜波

校对|孙志成

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网、半月谈、法治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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